您的位置: 首页 > 综合> 他曾参与过20次国庆庆典|详述国庆群众游行幕后花絮

他曾参与过20次国庆庆典|详述国庆群众游行幕后花絮

[ 发布日期:2019-11-03 11:02:00] 浏览人数: 1409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宋林|北京报道

10月1日上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随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有10多万各界人士参加。

这是70年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第26届国庆庆典。

据统计,自1949年以来,建国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6次国庆庆典,包括15次阅兵和26次群众游行。

85岁的倪天佐参加了26个国庆庆典中的20个。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宋林

倪天佐193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他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团委、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城市发展集团公司工作。他曾担任国庆群众游行总部办公室副主任。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庆是在1999年,当时他作为顾问参加了国庆庆典。

1951年,17岁的倪天佐从家乡温州被调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和训练。同年10月1日,他作为一名共青团学生首次参加国庆群众游行。从那以后,倪天佐每年都参加国庆阅兵,直到1955年。

1956年,已经在北京市团委工作的倪天佐第一次被调任参加国庆群众示威的准备工作。从那以后,尽管他的工作已经转移了几次,国庆群众游行的准备工作一直伴随着他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直到退休,占了他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1999年国庆50周年之际,他还担任群众游行总部的顾问。

倪天佐因其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多次密切接触,有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他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小妮同志”。

国庆群众游行是一项重大的庆祝活动,也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成千上万的人是如何聚集和集中注意力的?如何控制游行的速度?如何防止团队在疏散过程中受阻和倒流?为什么1984年的国庆阅兵特别令人难忘...

国庆节前夕,倪天佐的书《伟大的记忆——经历20个国庆庆典》(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书中记录了他一生中为国庆准备的最珍贵的片段。最近,他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采访,透露了他参加的国庆群众游行筹备工作背后的故事。

“大记忆——体验20个国庆庆典”

“如何使群众游行在规定时间内有序、热烈、壮观、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查,是一门组织科学。只有具备指挥能力、创新思想、大胆果断的勇气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科学的安排、严格的组织和严格的要求,以及对群众游行集会、游行和疏散的法律的良好掌握,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倪天佐说:“这门科学不是在书本上找到的,而是通过实践学到的。”

《中国经济周刊》:外行看热闹,专业人士看门口。国庆群众游行的组织情况如何?从哪里可以看到?

倪天佐:国庆庆典的组织一般分为阅兵联合指挥部和群众阅兵指挥部。阅兵由阅兵负责。群众游行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北京市委的总体安排进行的。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负责总体组织和指挥。

要做好国庆群众游行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看看团队的聚集和密集工作。

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交通方式下,按照规定的时间组织和派遣分散在全市各区县的成千上万的单位和数十万人到指定的聚集地点是一个难题。

1951年国庆节那天,我第一次参加了国庆群众游行。我记得当节日还不亮的时候,我们集合了我们的队伍出发了。队伍停了又停,速度非常慢。我们花了一整天才回来。晚上天黑了,我们才回到中央团校。虽然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但走了一整天后,他们感到有点累。当时,我还漫不经心地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参加国庆阅兵的准备工作,我必须研究如何尽可能缩短阅兵人群的聚集时间,减轻人们的疲劳。

五年后,我的想法实现了。由于总部全体同志的努力和多年的实践,当时群众游行的集会时间从原来的六七个小时逐渐缩短到四五个小时。1984年国庆节只花了3个多小时。游行结束后,群众可以在下午一两点钟回到他们的单位和家里。

具体来说,对于各队和各单位的具体集合地点,所有队长都应在节日前到现场视察,熟悉地形,以便心中有数。将不同团队的集合时间错开成几个时间段,每个半小时。按照游行的顺序,开始游行的队伍先集合,然后开始游行的队伍再集合。设置车辆停放处时,不仅要考虑方便车队的集合,还要考虑方便车队的疏散。为了防止团队在前往集合地点的途中交叉和阻塞,应规定每个单位团队的具体出发时间、沿途的主要路线和入口,以及每个单位团队必须经过的具体时间和主要入口。要掌握城市的街道宽度和主要路口的大小,并且车队必须通过主要路口流量计算好,只要各单位的车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通过就不会发生交叉和拥堵,万一车队交叉和拥堵,由入口处设立的指挥分站负责指导。

1984年国庆各队聚会日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宋林照片)

其次,看看大规模示威的速度。

严格控制游行速度是整个游行的核心。它不能快也不能慢。它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达。

根据不同的行进速度(当时仪仗队的行进速度为每分钟80米,运动队为每分钟87米,文艺队为每分钟63米,少先队、农业、工业、科学教育、驻地队为每分钟70米),科学安排了所需的具体时间,并根据确保行进时间所需的具体时间准确计算了各队的数量。

为了保证队伍中各方的适当速度和有序队形,每个正方形中间的前三行、后三行和每10行是水平标兵,每个水平行的第1、21、51、81和100行是垂直标兵。在他们的旅途中,他们必须遵循在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上预先画出的先行者的基本路线。标兵的具体任务是掌握行进速度和前后、左右之间的距离,并保持水平和垂直排列有序,以确保整个广场的骨架。

为了及时掌握节日当天各队伍的行进速度,在东单路口、王府井南门、南河岩南门设置了计时站,以便及时有效地调度和指挥队伍,确保所有队伍在规定的特定时间通过天安门广场。

为了万无一失,节日前组织了各种队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野外演习。

例如,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中,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实际时间比原定时间多出两分钟多。

我该怎么办?减少阅兵队伍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如果游行队伍的人数减少,群众的热情就会很高,他们已经接受了很长时间的训练。没有人愿意暂时退出。但是必须减少两分钟以上。

当时,在紧急情况下,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种方法,将群众游行的行进音乐的节奏提高半拍,将原来的每分钟116步提高到每分钟120步。这样,队伍的速度稍微加快了,超过两分钟的时间就恢复了。

节日那天庆祝群众游行花了两个小时。一些外宾说,“令人惊讶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如期在两个小时内穿过天安门广场。即使机械化也不一定意味着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中国人和北京人太棒了!”

1984年国庆阅兵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表

第三件事是看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查时能否保持整洁。

天安门金水大桥前东西500米处是游行“亮相”的关键地点。游行队伍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决定了该组织的成败。

我记得头几次游行。当游行队伍在长安街上从东向西走过主席台时,为了看毛主席,游行队伍自然改变了直线路线,向主席台倾斜,形成了几个大的S形。有人形容它为“秧歌”或“舞龙”。

这些问题引起了主席台的注意,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特别问了他们。游行总部通过设立指定的排头兵得到了改进。从南池子路口到南昌街路口的1000米路段设置了多条标兵线,每两米站一人,身穿白衬衫,佩戴臂章,形成标兵“胡同”,使游行队伍能够按照规定的宽度和速度前进,避免向一侧扭曲。各种排头兵会在不引起观众注意的情况下进出游行队伍。

在1984年国庆群众游行中,采用了方阵编队。总共形成了68个方阵。每个方阵都配有垂直和水平排列兵,以控制游行的速度和距离,并确保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准确时间。

1984年国庆群众游行实施方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宋林照片)

第四,看看疏散能否顺利进行。

各类队伍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速度离开天安门广场。到达南昌街南口后,他们将以比广场速度更快的适当速度行进,以确保随后的队伍能够畅通无阻地离开广场,不会“断线”。为了防止游行队伍穿越和阻塞,各种游行队伍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撤离。队伍不能提前疏散或向后流动,这将影响整个队伍在天安门广场的疏散和出席仪式的中外嘉宾的疏散。因此,当局规定,除疏散路线远离天安门广场外,其他地方都应解散各种游行。

1984年国庆庆典疏散路线

《中国经济周刊》:在20个国庆庆典中,你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倪天佐:虽然1984年35周年国庆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我仍然记得那充满激情和激动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后,国庆节连续24年没有阅兵,连续13年没有群众示威。

1984年,中央政府决定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和群众示威。群众示威突出了改革开放的主题。

在那些日子里,除了仪仗队,农业队被放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国庆阅兵。农业队的队长是一个五个字符的彩车,有五台拖拉机,每台高4米,宽3米。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愿望。他们都渴望发自内心地表示对党的改革政策的支持。

此外,国庆三十五周年为工业队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圳特区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彩车首次在首都参加庆祝活动。该队正高举两个体现特区精神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经济特区制作了“大鹏展翅”的大型浮动模型。它高达四层,它的动量就像一只大鹏鸟张开翅膀飞了几千英里。彩车上还写着邓小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经济特区应该跑得更快更好”。

当然,还有口号“你好,小平”,后来作为一个好故事流传下来。口号出来时,我们非常紧张。这个口号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每次国庆群众游行准备就绪,中央政府都会发送书面材料,包括横幅和其他内容。每个团队可以根据情况制作横幅和横幅。然而,1984年发布的口号中没有“邓小平,你好”的字样。当时,当我在指挥所的卡车上时,我从远处看到一群大学生突然打出了这四个字。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可能会受到批评。

不久,中央领导在天安门讲台上发出信息,说口号很好,我们松了一口气。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做了横幅,把它藏在衣服里,带到了广场上。

这反映了每个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期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口号

《中国经济周刊》:在你的工作中,你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过多次接触。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什么?

倪天佐: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会见了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我也会直接向周总理请示,听他认真的教导。

我记得有一次群众游行。我在天安门广场的前控制室工作。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让我向他汇报天安门讲台上的游行情况。当我到达城市大厦时,我看见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边。周总理看到我时,说:“小妮同志来了!”,然后和我握手。这时周总理对毛主席说,这是小妮同志,他负责在北京组织群众示威。我伸出手和毛主席握手。有一会儿,我犹豫了一下,心想:毛主席能和我握手吗,一个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没想到,毛主席伸出慷慨的手和我握手。我非常兴奋。然后我和周总理去了天安门门厅的休息厅向总理汇报。我很幸运能和毛主席握手,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平静下来。

因为我的工作,我见过毛主席很多次,这也是我一生的荣誉和骄傲。

因为我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多年,专门负责在北京组织大型群众活动,所以我有很多机会联系周总理,直接向总理汇报请示,并听取总理邓顿的教导。

周总理忙于国家大事,有各种机会。然而,他仍然非常重视小事。他可以在小点见面,也可以在小点见面。

我记得1972年秋天,国家体委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体育比赛。开幕式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外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和北京的外国专家也应邀出席,但北京没有邀请外国学生。

当时,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外国学生在北京,由我们的外交部管理。外国学生从他们在中国的大使馆和运动员那里得知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消息。许多外国学生要求参加开幕式。为此,我们向国家体委提出希望邀请外国学生参加开幕式,但国家体委不同意,因为他们是地位低的学生。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有取得成果。

那时,我们无能为力。随着开幕式的临近,外国学生要求参加的声音越来越大。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下,我想我必须打扰首相,给首相写一封信,反映外国学生的愿望。我没想到总理会在工作非常忙的情况下,在收到信后立即指示外国学生参加开幕式并做更多的工作。

后来,看了开幕式后,外国学生很兴奋,反应也很好。许多留学生打电话给自己国家的亲戚写信,这使得这项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通过这次事件,我深深感受到了首相的远见卓识。

他不认为这些外国学生是学生,但看到这些学生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代表不同国家的各个方面。他邀请他们参加开幕式,向世界宣传中国,展示中国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在中国学习的人中,有一人曾在自己的国家担任过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一人曾在自己的国家担任过总理(哈萨克总理马西莫夫),40多人曾在自己的国家担任过副部长级或以上职务,近20人曾担任过驻华大使,约60人曾在中国大使馆担任过参赞,其他人曾担任过国家总统和总理的高级口译员、秘书和卫生医生。这对我们同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周总理是一个有长远眼光、超越现实、预见未来、掌控全局的人。

编辑|国方

陕西十一选五开奖结果